文/王淮忠
1975年12月我高中毕业，很大的愿望是去当兵，结果在征兵体检时却因为平足被刷了下来。参军没去成，大队把我安排在创业队工作。
这个创业队设在距离村中住户足有四五里地远的一条叫大厂峪的山沟里。
大队革委会安排我在创业队里当管理员兼会计工作，我的上司是两个队长，他们俩看我是个文化人，待我似亲兄弟(实际是长辈)，对我十分疼爱，照顾得无微不至。虽然离家较远，40多人吃住都在创业队里，我也就更加努力做好工作，把帐目做得清清楚楚，让队长放心，让队员们都满意。除此之外，因为是集体就餐，我还尽很大努力为大家搞好伙食，让队员们吃饱吃好。因为在那个年代，人在外边只要能够吃饱饭，也就基本没有别的奢望了，主要是那时候当地普遍尚未解决温饱问题，人们追求的目标还仅仅是为了生存的*一需要，只求能吃饱就会积极工作，还未上升到求吃好的阶段。所以，队里的社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那每天多补助的六两粮食，而主动要求来的。
根据这种实际情况，如果在吃饱的基础上，经过努力再解决一下吃好的问题，那将又是一次质的飞跃。
我作为管理员，有责任努力解决这个问题，队员们上工干活走了以后，我就在苦思冥想琢磨着这件事。
快要秋收的时候，地里的活计又逐渐地多了起来，队员们的劳累程度又在开始增加。晚上我和两个队长商量:从队员中抽出俩人搞些副业，其收入全部放在伙食里，买点肉和细粮，让大家在秋收中吃得更好一些，干起活儿来准会更有劲儿，这样就会把抽出俩人的活计额外加出来了，估计大家都不会有意见的。但是一定要隐蔽着干，千万不能让大队干部知道，否则是绝对不允许的。
俩位队长比较谨慎，闫景海队长是一位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思想觉悟比较高，一听我的建议，迟疑了半天。闫队长反问我:“那咱们一出去买肉,不就露馅了?”
当时猪肉是由食品站凭票供应的，搞副业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的。我鼓励他说:“您别怕,咱们只拣山上的废木卖,先不搞别的。另外咱们不在本地买肉，我想办法去外地买肉不就行了。”我心里知道两位队长也是好吃口的，于是就勉强同意了我的建议。
队长暗中安排两个队员去大山上捡木柴，晚上趁黑天出沟背到供销社收购站卖掉，一块三一百斤。十几天后就攒下了21元的副业收入，这是我们建队以来很大的收益，也算一笔巨款了。
闫队长欢喜着对我说:这回可要看你的了，千万要把事情办圆满了，咱们可是冒着巨大风险呢。我带着队长的重托,揣着这笔“巨款”，起大早步行十多里，赶到班车站,乘早班车先到兴隆县城，然后再步行八里地(主要是为了省路费)到火车站，转乘承德至北京的火车。老式绿皮火车我还是头一回乘坐，感觉很惬意。在北京市的顺义县城站我下了车，打听到该县食品站，那时候没有集贸市场，别处不卖肉。
快要下班的时候，我赶到了顺义县食品站，敲开写着站长牌子的门，恭恭敬敬地拿出一盒事先准备好的大前门纸烟递给那位站长，向他说明来意。站长倒还不错，答应以每斤0.86元的价格，卖给我20斤瘦猪肉。那时候人们都爱要肥肉，剩下的一般都是瘦的。管他肥瘦呢，是肉就不错了。
我高兴地扛着一包肉，赶紧去火车站候车室，等返回承德的那趟火车。后半夜夜里到了兴隆县站。为了节省住旅店费，我便在候车室的椅子上坐了半宿，次日早晨乘班车返回创业队。
自打那以后，队员们吃到了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到的美味，都欢天喜地的好好干活，非常支持这一举动，纷纷自发地起早贪晚的往队里拣拾废木和割荆条卖。收入也就逐渐多了起来，我们除了买肉外，还隔长不短地买米面和酒等改善生活，队员们在这个大家庭里都有些乐不思蜀了。
在那比较艰苦的年代，经过我们的努力，也算是穷则思变吧，使我在创业队里与队员们共同度过了一段充实、愉快 、短暂的美好时光。
审阅：何蕾蕾
简评：每一个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会对那段艰苦卓绝，却又如火如荼的岁月留下深深的印记。正是那个简单的年代使得人会格外珍惜现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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